今年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9月5日，由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处指导，省委宣传部、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在扬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嘉宾齐聚一堂，共谋大运河文化的新时代发展蓝图。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徐缨出席主论坛并致辞。

9月5日下午，作为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的分论坛之一——“大运河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新时代大运河重要考古成果暨中国考古学会大运河考古和保护专委会年会”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举行。

会议由副馆长徐飞主持。会上，党支部书记、馆长郑晶在致辞中指出，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作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标志性项目，作为集运河文物、收藏、展示、研究、教育于一体的专题性博物馆，挖掘好、阐释好、展示好、宣传好大运河文化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今年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为“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一线性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与中国考古学会大运河考古和保护专业委员会于5-8月份共同策划推出了“运载千秋——新时代大运河重要考古成果展”。展览期间，社会各界关注度极高，超过180万观众前来参观打卡，光明日报、新华日报、央视新闻等50多家主流媒体予以宣传推荐。“何以中国  运载千秋”全网的曝光量有65亿，各平台宣传片的浏览量超过523万人次。郑晶表示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将进一步加强与大运河沿线地区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大运河沿线的考古文博机构的合作，成为大运河考古学术交流、成果发布、展示传播的阵地，共同推动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迈上新台阶。

随后，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会长、中国考古学会大运河考古和保护专委会学术顾问孙英民先生也为本次会议致辞。他在致辞中高度赞许了“运载千秋”展览的社会影响力，肯定了中国考古学会大运河考古和保护专委会成立以后在大运河考古领域做出的成绩，并希望大运河考古工作能够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

浙江大学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大运河考古和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林留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刘瑞发表主题演讲。来自河南、河北、江苏等地的四位考古学者作了大运河考古项目的案例分享，共同探讨了如何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条古老运河，让其焕发新活力。

林留根

大运河考古发现与文化解读

大运河考古，考的是什么？林留根对此作出阐释，“大运河考古是以大运河为研究对象的专题考古，就是运用考古学的理论技术与方法，对运河本体如河道、水利设施等以及与运河相关的文化遗存，进行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搞清楚运河变迁的历史及大运河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发挥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的功能，揭示大运河所蕴含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国家大运河文化公园建设服务。”

林留根从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展览“运载千秋—新时代大运河重要考古成果展”的展览叙事结构展开，结合浙江绍兴亭山遗址群、江苏淮安板闸遗址、河南开封州桥及汴河遗址、河北邯郸南上宋遗址等大运河考古新发现，揭示了大运河这条“中华民族的血脉”所承载的历史价值与文化内涵。

“大运河考古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东西，对我们考古人来说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林留根细数了近年来，大运河沿线八省（市）共开展200余项运河考古工作，60余项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七处考古项目入选历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两处考古项目入选中国考古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大运河考古是中国考古最年轻的分支，在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之际，用考古的方式阅读运河、致敬运河，让更多古老的运河考古遗产焕发出新时代的光彩。”

刘瑞

汉唐漕渠考古新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

“‘漕，水转谷也。’按照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漕就是用水来运输粮食。”刘瑞从“漕”字意义引出漕渠的概念，通过梳理以往历史学者、历史地理学者、考古学者关于“漕渠”位置、流向等的推断，向大家介绍了汉唐漕渠的考古新发现。

“引渭穿渠起长安”。刘瑞介绍道，漕渠是汉武帝为解决首都长安粮食问题在公元前129年开凿的连接首都长安与黄河之间的人工运河，到隋唐时继续得到维护和使用。由于唐代之后都城东迁，漕渠废弃淤塞，久而不为人知。2012年以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对汉唐昆明池遗址进行大规模考古勘探，目前已找到汉唐漕渠取水口和部分渠身，确定了汉唐昆明池的池岸线和进、出水口，发现了与文献记载一致的漕渠与昆明池间的沟渠联系，清晰而明确地揭示出汉唐时期国家水利工程的宏伟面貌。

刘海旺

北宋东京城州桥与汴河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

“州桥踏月想山椒，回首哀湍未觉遥。今夜重闻旧呜咽，却看山月话州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书记、研究馆员刘海旺通过王安石的一首诗，向大家介绍了北宋首都东京城（今河南开封）的重要桥梁——州桥。它是北宋东京城中汴河与御街交汇处的标志性建筑，是运河遗产中的典型代表。

刘海旺首先分享了1980年至今的北宋东京城考古工作进展情况，主要是三重城垣的调查与勘探、皇城北墙局部解剖、顺天门（新郑门）遗址的调查与发掘。

接着他系统介绍了对州桥与汴河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他认为州桥南北两侧的石壁依然是宋代旧物，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北宋时期体量最大的石刻壁画，由海马、仙鹤、祥云等祥瑞图案组成，从规模、题材、风格方面均代表了北宋时期石作制度的最高规格和雕刻技术的最高水平。他进一步认为，州桥及汴河附近遗址近年的重要考古发现对于都城史、艺术史、桥梁建筑史、运河史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胡强

永济渠故道与唐宋武城

河北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胡强以《永济渠故道与唐宋武城》为题作案例分享。他详细介绍了永济渠故道（衡水段）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取得的进展。永济渠是继隋炀帝开通济渠、邗沟之后开凿的又一条重要运河。通过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基本明晰了河北省故城县境内永济渠故道的走向、形制和组构要素。

故城段永济渠故道两侧分布着较为密集的唐宋遗址，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永济渠故道北岸的唐宋武城遗址。唐代武城因永济渠的开通而迁城，城南出现的大面积唐宋遗址显示其城市功能区因运河而规划，体现了永济渠沿线运河城市的设计思想。

胡强介绍，武城是永济渠连通海运的重要节点性城市，唐宋武城遗址的古陶瓷遗物极为丰富。唐宋武城遗址的众多窑口瓷器，尤其是邢窑和越窑高档瓷器的发现，彰显了武城等内河航运型城市在海运之路上的通道效应，大大丰富了永济渠运河城址的内涵。

束家平

从荒冢到公园——隋炀帝墓考古成果的活化利用

十余年前，扬州隋炀帝墓的考古发掘曾轰动全国，并入选“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扬州博物馆馆长束家平正是当时隋炀帝墓考古发掘的领队。“隋炀帝墓的发现，其实是配合基建的一个偶然的结果。”束家平回顾了那次重大考古发掘，并介绍了扬州对隋炀帝墓考古成果的活化利用。

他首先介绍了隋炀帝墓考古发现概况。一是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确认了扬州曹庄墓为隋炀帝墓，是隋炀帝杨广与萧后的最后埋葬之地，印证了历史文献的记载。二是隋炀帝墓的发掘为研究隋唐高等级墓葬形制提供了实证资料，为隋末唐初的墓制变化提供了可靠的资料。隋炀帝墓的最终确定和出土的大批高等级文物，为研究隋唐时期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提供了翔实的科学资料。也是中国历史上废弃帝王墓葬难得的实物样本。

“隋炀帝陵遗址考古公园，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物保护和活化利用的完美结合，它已经成为我们扬州市一个新的城市旅游名片。”

赵李博

淮安板闸遗址考古成果和遗址公园建设

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赵李博介绍了淮安板闸考古成果，细数了2014年至2023年间该区域的4次重要挖掘成果，重点介绍了发现的水闸、河道、河堤、码头和建筑基址等五类遗迹。认为“板闸遗址是以历史上的板闸为代表的水工设施群、以钞关为代表的运河配套管理设施群、以板闸镇为代表的街巷建筑群等为中心的历史遗存集合。”

他认为，当前通过对文物本体的创新性原址保护和展示，已经实现了对板闸遗址的合理利用。2020年至2023年期间建设完成的遗址公园，仅板闸文化体验中心首月接待量突破5.3万人次，板闸遗址公园已成为大运河文化带上新的旅游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