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金银器制造业较前更为商品化，金银器的使用人群更加普及，世俗化特征更为明显。从皇室宫廷，到王公大臣，再到富商巨贾、富裕平民，甚至于酒肆茶楼等，都流行使用各类金银器。来到中国游历的马可·波罗惊叹于忽必烈金银酒具之众多与奢华，曾说“大汗所藏杓盏及其他金银器皿数量之多，非亲见者未能信也”。
元代的金银器按其类别，可分为酒器、食器、妆具、带饰、钱币等。游牧民族地区的简洁、实用，中原及南方汉民族的细腻、精美，是当时金银器的突出特点。
本次“大都：元代北京城”展览共计展出金银器30余件，或出于墓葬，或出于窖藏，基本涵盖元代金银器的主要器类。
01.酒 器
元代金银酒器，主要是银酒器的使用普及至市民社会，有杯、盏、盘、注、马盂、屈卮等。
元 金把杯
葵口，方唇，弧腹，平底，一侧有柄。内底一侧有“章仲英造”四字楷书阴文戳记。
1955 年安徽省合肥市小南门省人民委员会工地（原孔庙旧基）出土
（安徽博物院藏）
元 银马盂（银匜）
1955 年安徽省合肥市小南门省人民委员会工地（原孔庙旧基）出土
（安徽博物院藏）
口微敛，卷唇，浅腹，平底，直流下附焊卷云形把手，通体光素无纹。底部刻有一个“杨”字。
银马盂在很多文献中称为银匜。扬之水先生通过实物和元代文献充分对比，认为其古称为马盂。窖藏银马盂的制作其造型很有可能来源于宫廷专属瓷器。在陕西蒲城元墓壁画和赤峰元宝山元墓的壁画中都有这类器物出现，可见这是在元代上流社会中十分流行的酒器，它汲酒方便、斟酒迅速，符合蒙古民族奔放的饮酒风格。
陕西蒲城元墓壁画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吕师孟夫妇合葬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1966 年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洮西公社湖溪大队元代窖藏出土
（镇江博物馆藏）
元 银玉壶春瓶
1955 年安徽省合肥市小南门省人民委员会工地（原孔庙旧基）出土
（安徽博物院藏）
02 食 器
1955 年安徽省合肥市小南门省人民委员会工地 (原孔庙旧基) 出土
(安徽博物院藏)
1952 年上海市青浦区任仁发家族墓出土
(上海博物馆藏)
元 银镜架
江苏省苏州市张士诚母曹氏墓出土
（苏州博物馆藏）
该镜架用纯银制成，整个镜架由前后两个支架构成，能随意放立折合，将银奁内银镜放在上面，十分适宜。银镜架构思巧妙，采用锤打，镂雕工艺，造型精美华丽，虚实相宜，既有云游于天际的龙，飞舞于花间的凤，又有戏嬉的喜鹊，活泼多姿，富有生趣情意,精美绝伦。
关于它的具体使用，明代仇英在《摹宋人画册—半闲秋光》（上海博物馆藏）画作中为我们提供了直接的视觉图像参考。画中一位佳人正在照镜子，镜架与曹氏墓出土的镜架几乎一致，桌上放着荷叶盖小罐，剔犀香盒等。
元 如意云纹圆银盒
1960 年江苏省无锡市雪浪乡钱裕夫妇墓出土
(无锡博物院藏)
元 “闻宣造”铭镀金团花八棱银盒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吕师孟夫妇合葬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盒身八棱形，下接八棱圈足，器口承一浅盘，盘心线刻双凤盘翔纹样。盒外壁錾刻 48 朵缠枝花卉。外底中心有“闻宣造”三字戳记。
元代金花银器再次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吕师孟墓出土的双凤纹银盒可以作为其代表，工艺十分精细，镀金位置精确，金黄银白相互交映，十分华美。
04. 带 饰
元 银鎏金花卉纹铜带头
1956 年安徽省安庆市棋盘山范文虎墓出土
（安徽博物院藏）
该器通体鎏金，惜表面鎏金有残缺。近长方形，由上、下两片及环扣组成合页状。上片周边上折成框，框内锤揲装饰缠枝牡丹纹两朵，纹饰有浮雕效果，边框饰一周由双线和圈点组成的纹饰。下片饰錾刻缠枝牡丹纹两朵，环扣饰浮雕卷云纹，纹饰线条流畅，雍容华贵。墓中还出土玉质带扣、排方、挞尾、桃形扣等，组成一套完整的双带扣单挞尾排方带具。
据《元史·舆服志》记载，仅正一品、从一品官员可以使用这种玉质带具。墓主范文虎为南宋末年重要的高级将领，降元后，官至平章政事，为从一品。
05.钱 币
元 金铤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吕师孟夫妇合葬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金铤中部凿铸“徐铺”二字，两末端分别凿铸“十分金”三字。
元 银锭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吕师孟夫妇合葬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银锭呈束腰形，表面有同心纹，底部有蜂窝状气孔。部分银锭有文字，尚可辨认的有“丁吉父记”“□京天铺”等戳记。
元代金银器受蒙古族和西域文明的影响十分显著，这既体现在数量的增多，也反映在器形和装饰变化上。
元 螭纹银杯
该器内壁錾刻云螭纹。杯口外沿錾刻“范婆桥西徐二郎花银”戳记。
北方草原艺术传统令蒙古族对动物形象有浓厚的兴趣，窝阔台就曾下令打造象、虎、马等兽形的酒具。金坛窖藏出土的螭纹银杯仍沿袭这种传统遗留的线索，动物转变为中国传统的瑞兽，又反映出华夏文明与草原因素的融合。
元 “陈铺造”款鎏金折枝花卉纹花瓣形银盏托
1960 年江苏省无锡市雪浪乡钱裕夫妇墓出土
（无锡博物院藏）
该器花卉纹饰流畅，制作工艺精细，整个器形犹如一朵盛开的花朵，是元代银器中极富特色的工艺佳作。这件器物的装饰应该是受到西方银器的影响，孙机先生认为源出萨尔马泰和萨珊银器，尚刚先生认为源头应在拜占庭甚至罗马帝国。
该盘外底錾刻阿拉伯文回历纪年铭文（回历 714 年，即元仁宗延祐元年，公元 1314 年）。尚刚先生认为这反映出当时社会与伊斯兰文明的密切联系。
本次展览展出的元代金银器，等级高、做工细，可以代表元代金银器制造的水平和特点。金银器的种类、纹饰、工艺体现出多元融合的特征。这为我们认识元代手工业、社会生活、文化交流等提供了物证。
5月18日—8月31日，来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一览“大都：元代北京城”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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